青年贫穷悲歌：日本食物银行愈来愈多学生排队

现今，人们对于提供”食物”援助的食物银行的需求空前高涨。除了单亲家庭和独居老人之外，最近，连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的学生们也在为保障日常饮食而发愁。通过食物银行所看到的贫困现实是——

文：持田让二（nippon.com主编）

深不见”底”

食物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他们相互共用急需食物的穷困者的资讯。神奈川食物银行（横滨市金泽区）事务局长藤田诚表示，根据从神奈川县下辖的地方政府和援助团体处获得的资讯，其中尤其令人担心的是”独居老人”。

例如，只能参加国民年金养老保险的自营业者，夫妻双方都可以从65岁开始领取”老龄基础养老金”。但日本Nissay基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嶋邦夫说：”如果丈夫去世，妻子就只剩下她自己的那份老龄基础养老金。『遗属基础养老金』仅限于有18岁以下孩子的情况，因此，可以领取这份养老金的老年家庭极少。”丈夫去世时妻子可以领取”遗属养老金”的老年家庭，基本上仅限于作为上班族工作时期，同时还参加了厚生年金养老保险的人群。

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资料，老龄基础养老金的领取金额，2021年为人均每月5万6479日圆。要是自身没有房子和存款，靠这笔钱是很难维持日常生活的，因而可以接受”生活保护”。

不过，据神奈川食物银行的藤田透露，有些人拒绝领取生活保护，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申请生活保护。即便民生委员登门家访，很多人也不会表明自己的窘境，只回答说”没问题”。 “其中有些老人虽然有养老金，生活也处于生活保护以下水准。这是个深不见『底』的问题。”

养老金太低的问题，恐怕会延续到泡沫经济崩溃后的”就业冰河期一代”（现在多为40多岁）的未来。因为，只参加国民年金养老保险的人，过去主要是自营业者，现在则有很多是”就业冰河期一代”的临时工或非正式员工。

无法煮饭

单亲家庭的生活也非常窘迫。特别是单身妈妈家庭，母亲大概率是作为非正式员工在工作，因为疫情而遭受收入减少和物价暴涨的双重打击。根据最新的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，日本全国的单亲家庭有500万户，占家庭总数的9%。

在询问食物银行开展的活动时，笔者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些情况。藤田先生说：”我们在援助单亲家庭时发现，一些因逾期未交电费燃煤费而被断供的家庭，即使送给他们白米，也无法煮饭。更何况现在水电费在上涨，类似家庭还可能会继续增多。”企业和地方政府储备的防灾物品每隔几年要更新一次。因此食物银行对准这一时机，从他们那里要来只需加水就能吃的预糊化米”α米”，用于援助这样的家庭。

在横滨市濑谷区，有一个由神奈川食物银行提供食品援助单亲家庭的团体，名为”幸福分享会”。 3月底有一位前来参加食品分发会的女士，两年前因病辞去了工作，现正在专心接受治疗。她的存款所剩无几，所幸的是大儿子上大学申请到了”给付型”奖学金（日本的奖学金有两种类型。一种不需要偿还，称”给付型”；另一种需要偿还，称”贷与型”。”给付型”原则上适用于免征居民税的低收入家庭，并且仅限于成绩优秀者，因此申请成功的难度很大。”贷与型”相当于助学贷款，分无息和有息两种），现在依靠他的打工收入和各种公共津贴救济勉强维持生活。

正当为两个饭量大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的餐费发愁之时，她从网上得知了”幸福分享会”的存在，现在每个月都会来参加2、3次活动。如今物价飞涨，有些食材太贵只能不买了。水电费也在上涨，刚过去的这个冬天，”暖气只敢用一个被炉，一家三口抱团取暖”。

在收入减少、物价上涨的困境中，单身妈妈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，是”面向单身妈妈家庭发放的公共津贴，到孩子18岁就停了”，这让她们烦恼不已。上述这位女士的次子（高2学生）即将18岁。一旦失去了儿童抚养津贴和医疗费全额补贴的话，”那面临的就将是如何才能活下去的问题了”。这对于正在疗养身体的人来说，是个有关生死的大问题。

学费昂贵，打工减少，只能压缩餐饮费

这几年，有些来自地方城镇，过着独居生活的学生们，成为了新的穷困者。考虑到家中的经济状况，昂贵的学费不能完全依赖父母，然而疫情导致打工收入减少，于是他们的”吃饭”问题变得困难起来。

在神奈川食物银行的援助下，相模原市从发生疫情的2020年开始，面向居住在该市的学生，每月举办一次食品援助会。 3月份按理说放假返乡的学生很多，但还是来了90人。

一位来自长野县的大2女生，由于打工的酒店工作减少，从去年开始前来参加援助会。她不想借助学贷款，只向父母借了学费。 “虽然打工收入有所减少，但靠节约还是在一点点还钱，我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”。从父母那里借钱的话，还款可以比较灵活，但考虑到家里的情况，她还是希望现在趁早开始向父母还钱。这是她考虑再三后的选择。

援助会场不仅有食物银行提供的食品，还有当地农户提供的白米、马铃薯、胡萝卜，以及面包店自制的点心面包等，整个地区都在为学生们提供帮助。学生们仔细地选看食材，并把需要的东西装进袋子里。另有一名女生表示，对于接受援助 “一开始感到抵触”，但现在已经是常客，来过10多次了。

一名独自生活的大3男生，因为疫情导致打工的回转寿司店营业时间缩短，经常无法排到工作。 “收入不够，但房租、水电费、教材费等固定费用又几乎无法节省，所以就从餐费开始缩减支出”，每月还不到1万日圆。这天，他选择的是白米、调理包食品、罐头等。虽然每个月只来1次拿1袋食材，但”有和没有还是大不一样的”。大1时，因为疫情他只能上网路课程，之后为了打工挣钱苦苦挣扎，一晃今年春天开学，自己已经是大4学生了。 “大学生活还没真正体验，明年就要结束了。”

收入再分配和食物银行双管齐下

战后的日本经历了快速发展和泡沫经济，一度有”一亿总中流”（一亿人口皆中产）的说法，看似已经没有了对于”食物”的担心，但这却在21世纪的今天随处显露出破绽。以研究食物银行问题而知名的佛教大学专任讲师佐藤顺子说道：”为吃饭问题发愁的人多了，这种现象应该是非正式雇用开始不断增加的1995年以后出现的。对低收入人群置若罔闻，再加上近年来的疫情和物价高涨等外部因素，单身妈妈家庭和领取微薄养老金的老年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窘迫。日本国宪法第25条规定『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』，这对某些人来说得到了保障，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已经处于不被保障的状态了。”

吃饭问题与”贫富差距”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佐藤讲师说：”再分配制度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，这是问题之所在。例如，单身妈妈家庭的儿童抚养津贴是收入再分配的非常有效的手段，对于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母亲来说，是很大的支持。应该讨论收入上限问题和津贴增加问题。”她还指出，国家有责任通过发放现金等政策来保障他们的吃饭问题。

另外，佐藤讲师高度肯定食物银行和援助团体存在的意义，不仅在于提供食品，还提供非常”细致到位的应对举措”。 “曾发生过老年夫妇因为失智症而没法做饭，因脱水而昏倒家中的情况。国家并不是发了钱就功德圆满了，而是要根据受援助者的情况或发给食物，或回应他们有关生活困难的咨询，或联系相关机构来洽询，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。”

大部分参与食物援助工作的人员都是无偿志工。在食物银行的人才培养上，在保管食材的仓库、冷库等基础设施建设上，政府都需要真正行动起来。